上海评论家栾梅健认为，红包可拿，但要拿得得当。

　　“作家和评论家之间，有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特殊关系，他们‘不打不相识，不交不相识’，既是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好的对手！”这是著名作家陈忠实对“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微妙关系做出的注解。昨天上午，由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陈忠实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和《小说评论》杂志社联合主办的首届全国当代文学批评期刊建设与当代文学走向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工业大学举行，彭学明、孟繁华、栾梅健、陈忠实、雷涛、李星、畅广元、李国平、段建军等知名作家、评论家，与《文学评论》《文艺争鸣》等全国多家文学批评期刊的负责人一起参加了会议。

　　有些研讨会变成了“研好会”

　　“作为一个作家，只要写出一部作品，最希望的就是听到评论家的看法，无论这种看法是表扬的还是批评的。”陈忠实说出了很多作家的心里话，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文学批评对文学发展起到的重大作用。而目前的文学评论界却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对此省作协党组书记雷涛将其归结为几点，首先是文学批评家的社会地位较低，其收入与付出的劳动量形成巨大的反差；其次是还普遍存在着一味说好话的情况，有些研讨会变成了“研好会”，评论家集体“失语”；此外，目前文学评论还存在着概念化、庸俗化的问题，有时一些批评甚至演变成了人身攻击；而目前评论界也存在学术风气不够浓厚，包括学术论文普遍缺乏原创性的问题，有些评论家大量引用别人的观点、看法，甚至连索引都没有。而畅广元则补充：“目前，文学评论界还出现了‘非研究形态下的阅读’和‘停留在感觉层面上的阅读’，严重扼杀了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生命力。”

　　对于这些问题，雷涛告诫广大批评家：“我们应该为追求学术真理而奋不顾身，为文学批评的理论原创殚精竭虑，为学术氛围的营造与净化、优化而忘我工作。”而陈忠实则回顾了一段北大教授严家炎与文学大师柳青交往的往事，他说：“当时严家炎对《创业史》进行了一些批评，柳青还写了文章进行批驳，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两人的友谊。这是文学层面的欣赏和创作，显示了文学的神圣，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我期待能有这种真诚的友谊。”

　　“红包批评”令评论家处于两难境地

　　长久以来，“红包批评”一直被学界所诟病，而诟病的原因在于有些批评家收了作者的好处，所以拼命为其作品说好话。在昨日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再次提及这一问题，他们认为“红包批评”的现象，是一种社会功利性的延续，具有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是对批评家劳动成果的一种尊重和肯定；另一方面，“红包批评”也是导致研讨会变成“研好会”的主要原因。但《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结合自身的经历说，她前段时间为了参加阎真作品《比如女人》的研讨会，几乎阅读完阎真所有的作品，付出了庞大的劳动，和研讨会所拿到的“红包”根本不成正比。

　　而来自上海复旦大学的著名评论家栾梅健也说，如果付出了劳动而没有索取酬金，这也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何况批评家的收入本来就比较低，但如果索取过高的酬金，或为了索取酬金而不再坚持本身的立场，刻意阿谀奉承、追捧作者，则势必让文学评论偏离了其本身的轨道。

　　文学批评期刊处境尴尬

　　昨日研讨会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当代文学批评期刊建设”，所以来自全国各大文学批评期刊的负责人也都畅谈了眼下文学期刊的生存境况，普遍的反应是目前文学批评期刊多处于尴尬境地。从期刊本身来说，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压力，因为经济压力，所以其质量有时也难以保证。《名作欣赏》主编原琳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因为稿费的微薄，我们常会对给我们供稿的作者感到愧疚，也因为稿费的微薄，往往不能约来好的作品，长此以往形成了恶性循环。”而《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也指出，文学批评期刊质量下降的原因有评论界自身的原因，如学术重复等；也有外界的原因，如“关系稿件”堆积。

　　对于目前文学批评期刊存在的种种不尽如意，张燕玲发出感慨：作为文学批评期刊我们应甘于寂寞，即使收入不理想，社会地位低，也应该坚守这一阵地；但同时，我们也不能甘于寂寞，要加强自身建设，坚持专业精神，认真对待文学批评这一伟大的事业。

　　文／图 记者 张静 见习记者 曾世湘